同聘礼一样，嫁妆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习俗，早在汉代，嫁妆就是婚礼的必备物品，到了宋代，这种趋势更加明显，嫁妆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一段婚姻的缔结，为此，宋代曾专门立法，对嫁妆作出各种细致规定，当然，这也引起了司马光的质疑和批判，不过，嫁妆并未因此消失，到了清代，嫁妆进一步变得五花八门，各种类型的财物都有。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如此重视嫁妆？古代的嫁妆和现代社会的嫁妆又有何不同呢？

嫁妆其实并不符合儒家礼法

嫁妆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，但并不符合儒家的礼法，儒家经典《礼记》说：“子妇无私货，无私畜，无私器。”意思是儿子儿媳不能有自己的财产，包括牲畜和器物。
遵循《礼记》这一理念，唐朝和宋朝在法律上，并不承认女性享有财产的权力，宋代刑法《宋刑统》对休妻的规定是：“七出者：依令：一无子，二淫，三不事舅姑……五盗窃……”这里的“盗窃”并非指偷盗财物，而是指妻子未经公婆或丈夫同意，将家族财产据为己有。如果严格依据儒家经典和法律，则女性不能持有任何财产，嫁妆也不例外。
不过，传统社会嫁妆从来都存在，特别是宋代，嫁妆更加盛行，甚至出现了互相攀比嫁妆、贪图嫁妆的现象，对此，司马光十分愤慨，认为嫁妆导致人们品行败坏，破坏大家庭的和谐，因此他提出，女性要严格遵循《礼记》的规定，不得持有财产，甚至收到的礼物也要交给公婆，哪怕这些礼物是结婚前所得的。
尽管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不少宋代文人都批评嫁妆，认为嫁妆不合理，但嫁妆并未因此消失，而是变得越来越奢侈，甚至嫁女儿比娶媳妇儿要花更多的钱财，已经成为理所当然，这种趋势，一直延续到清朝。

嫁妆种类丰富并不只有钱

现代社会嫁妆形式比较单一，但古代社会则丰富得多，除了金银首饰这些常规物品外，还包含田地、紫砂、纺织品、刺绣等，可简单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，嫁妆形式上的这种区分，也一直延续到清代。
宋代大户人家在为女儿准备嫁妆时，相当慷慨。比如，1264年17岁的郑庆一结婚时，嫁妆就包括“奁租五百亩”、“奁具一十万贯，缔姻五千贯”，以及各种昂贵的纺织品，如“开合销金红一匹，开书利市彩一匹，官绿公服一匹，画眉天孙锦一匹”。（参见伊沛霞著，《内闱—宋代的婚姻和女性生活》）
也有的大户人家，会为女儿置办数量庞大的衣物，可能她一辈子都穿不完，比如“黄昇（1227—1243）与住在福州（福建）的宗室子结婚，几年后去世，随葬的很多东西大概是她的嫁妆。其中有201套女服，153块花色繁多、图案精美的衣料。”（参见伊沛霞著，《内闱—宋代的婚姻和女性生活》）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父母都会为女儿准备如此丰厚的嫁妆，这与父母的经济能力有关，但为女儿准备一份适当的嫁妆，则是每个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到了清代，哪怕是穷人家嫁女儿，也会准备金银首饰，《杶庐所闻录》记载了一位贫穷女性的嫁妆：贫人无他长物，止银簪耳环戒指衣裙寥寥数件而已。也就说，不管家庭多么贫困，都必须准备一份嫁妆。
为女儿准备嫁妆，自然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攀比，有钱之家会准备最丰厚的嫁妆，让女儿体面出嫁，贫困之家虽然财力有限，但也被迫准备嫁妆，宋代文人袁采说，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在女儿小的时候就开始为她准备嫁妆，等到女儿出嫁时，将会受到世人的指责，另一方面，媒人也常常用嫁妆来吸引男孩子家庭的注意。由于嫁妆耗资过高，不少家庭甚至会杀掉女婴，这也导致社会上出现不少老姑娘，因为她们出不起嫁妆。
既然嫁妆已经严重损害人们的生活，为什么从宋代到清代，嫁妆都没有消亡，甚至变得越来越沉重，究其原因，在于嫁妆对女性有一定的保护作用，父母为了让女儿出嫁后日子过得好，不受欺负，往往竭尽全力准备嫁妆。

嫁妆是女性的私财 旁人无权处理

尽管儒家经典反对女性拥有财产，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，儒家这一理念从未得到贯彻，《宋刑统》原则上不同意女性拥有私财，但碍于社会现实，宋代刑法还是制定了不少规定，来保证女性对嫁妆的控制权。
比如，宋代法律规定：“户令，诸应分田宅者，及财物，兄弟均分，妻家所得之财，不在分限。”这里的“妻家所得之财”通常指的就是嫁妆，也就是说，嫁妆不由兄弟均分。实际上，早在唐代，兄弟分家，都必须要为未结婚的兄弟、姐妹、姑姑准备结婚费用，即聘礼与嫁妆。到了宋代，这一惯例有了一定改变，未婚姑娘能继承到的财产变多了，她能得到等同于儿子继承的产业的一半。
宋代法律中，妻子对嫁妆的控制，有相应的法律规定，尽管嫁妆并非单独注册在妻子名下，但法律要求嫁妆必须明确标示出来，并且女人有生之年可以掌管它，为这份财产确立继承人。在传统社会中，出嫁的妻子并不能得到法庭保护，但若她将嫁妆转移，则并不违法。
宋代对嫁妆的规定，实际延续到了清代，从清代的法律规定和各类记载看，嫁妆是女性独立掌握的私财，比如康熙朝状元彭定求在为儿子分家时，给两个嫡子各分田地200亩，给三个庶出儿子各分田地120亩，但按法律规定，庶出嫡出应该均分，彭定求解释说，嫡子多分的原因是由于其中有妻子的奁田（即嫁妆田）。
清代女性的嫁妆，独立存放，单独核算，夫家无权支配，如果离异，女性可以将嫁妆带走，也可以立遗嘱规定谁可以继承嫁妆，因此其他家庭成员要动用女性的嫁妆，必须征得她本人同意。（参见毛立平，《清代女性嫁妆支配权的考察》）
法律对嫁妆的这种规定，为女性在精神和物质上提供了四种益处：其一，嫁妆证明她不是妾，她不是被娘家卖掉的，相反，家人把她看得非常重要，她是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这对女性很重要。（参见上一篇稿子，发稿的时候可以加上超链接）其二，嫁妆为她提供了讨别人高兴的手段；其三，嫁妆为女人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，使她们不会一贫如洗。其四，嫁妆使妻子与夫家财产的增殖相关联，可以缓解部分对女性的歧视。（参见伊沛霞著，《内闱—宋代的婚姻和女性生活》）
实际上，只有经济上具有一定独立性，女性才可能获得部分话语权，赢得家庭成员的尊重，在一个女性无法工作的社会中，其父母为她提供的嫁妆，就是她仅存的经济基础，为她们提供了或多或少的保护。

现代社会保护女性仍离不开经济基础
深圳婚礼策划了解到在传统社会中，女性实际上没有太多就业机会，“男主外女主内”是常见的家庭模式，婚姻缔结也不存在自由恋爱一说，因此聘礼、嫁妆就显得十分重要，明媒正娶的婚姻，离不开这两项。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这两项传统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意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聘礼、嫁妆都被视为封建习俗，被认为是包办婚姻的产物，因此从制度上被否认，但这一习俗在民间社会从未消失，为女儿置办嫁妆，依然是不少父母的必备功课，只不过，嫁妆的形式发生了改变，从以生活器物为主开始变为以金钱、汽车为主，整体变得简单、直接。
同样，嫁妆的社会功能也逐渐消失了，它对女性仅存的保护荡然无存，法律上对嫁妆的规定偏少：嫁妆如何分配？归谁所有？属于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？就有不同的解释。所以，当下社会并不能指望通过嫁妆保护女性。
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，保护女性权益，显然还得从经济手段入手，只有女性在经济上拥有一定基础，她们才能掌握话语权。而经济基础，就是为女性提供工作机会，让她们能够平等就业，拥有的独立收入，可以不必依仗男人生活。
当然，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也必不可少，抱着传统的理念活着当下并不适宜。